魏晋南北朝的公务员制度(一)

2018-06-12 19:42:16 责编:admin 浏览: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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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九品中正制选才程序魏晋九品中正制选才程序

导语

本文分析了九品中正制的历史根源与兴起。魏文帝曹丕采用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创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成为南北朝主要取士制度。具体做法:任用“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本藉州郡的大小“中正”,由他们区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来评定人才等级,然后由小中正报大中正核实,大中正报司徒核实,再交尚书吏部选用。

作者简介 叶攀,青年学者。

一、九品中正制的起源:豪族势力的发展,及其向文化士族的转化

(一)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和豪族势力的上升

相对于秦朝以来皇权发达的状况,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虽然自从春秋战国时代起,编户农民对于国家——实际上就是君主个人——的依附就逐渐发展,并且于秦汉时期在我国社会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中央政权也通过各种措施控制对于个别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是,自从西汉末期以来,随着官僚机器的腐化,户籍核查和“上计”等制度的逐渐破坏,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逐渐发展。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同宗族内的贫困人群社会地位下降为大姓豪民的依附人口,或者是宾客地位下降,转而成为主人的依附人口。这种状况,在东汉时期,由于东汉政权自身的豪族性质而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在大量占有土地资源、宗族势力不断增长、学术文化普遍积累、仕进特权初步形成这四个条件的作用下,东汉士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不再只是皇权的附庸。这种发展的结果是:豪族成为乡里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导者,地方官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朝廷政局变动的政治力量。具体地说,“在经济上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兼并,在政治上则是企图把持选举途径,操纵地方官场。”。这在东汉末期“党人”和宦官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在东汉帝国崩溃后直接转化为武装军事集团。此外,在两汉时期实行的察举制下,统治者着重考察的是士人的“才”即才能,和“性”即操行。如果说“才”有比较统一的可操作标准,例如官吏的治理能力,将领的军事能力等,“对于‘性’,士人所具备的纲常名教之类的抽象因素却没有办法找到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因而在认知过程中‘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家世渐成考察‘性’的最好方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所谓政治也者,就是礼教之大规模的实现;国家也者,就是家族之大规模的实现”,也就是说,被历代王朝,尤其是东汉,奉为圭臬的所谓“纲常名教”本来也不过就是等级制家长制的家庭伦理的代名词,世家大族在这个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的河内司马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也只有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不需要从事生产,在政治上也不需要通过战争、或者依附皇权等“非正常”的手段获得高级官职,同时又垄断了“文化”,实则等级制家长制的家庭伦理的大型家族才有能力如此做。——当然,东汉末期的士族们还是必须从事政治活动的,所以史书上留下了袁绍刘表这样的士族人物“外宽内忌”的记载。

(二)豪族向文化士族的转化

在豪族势力上升的同时,由于东汉帝国建立后豪族已不可能通过武装力量和军功来保持和加强豪族家族的政治权位,也就是说,“如果要保持和加强家族的政治权位,就必须要正常地通过经学化的途径提高家族的文质性,靠官僚化、士族化来实现”,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学习经学实现家族政治权力的顺利再生产。在这个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东汉马氏家族从马援这样的军功贵族转变为马融这样的儒学大师的过程。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这个过程也是“文化”,实则等级制家长制的家庭伦理被这些大型家族垄断的过程。这个过程,除了南朝以外,总是在王朝更替的时候被打断,而在王朝稳固的时候得以持续。

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

(一)东汉末年士族势力的进一步上升

东汉帝国崩溃以后,首先是大量的“编户齐民”被驱离土地,成为流民,而这些流民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化成了依附于豪族的部曲或者佃客,并被组织于“坞壁”一类的社会组织中。这些坞壁不仅是生产单位,“随着这种部曲家兵制的发展,豪强地主庄园也就变成割地自据的军事堡垒”,刘备吕布击溃后资助刘备恢复实力的,号称“僮客万人,赀产巨亿”的糜竺兄弟就是著名的例子。同时,随着东汉中央政权的崩溃,士族不必担心宦官的迫害,并且如袁绍兄弟这样的人士还直接组织武装集团参与政权争夺。而就士人中的大多数而言,正如田余庆先生指出的,“东汉世家大族虽然在地方上拥有经济和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强大实力,仍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换言之,他们一直在努力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政治家和相应的制度。他们最先找到的是本身即为世家大族势力的袁绍,在发现袁绍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后,多数人转而投靠曹操。但是曹操推行的政策,无论是屯田,还是著名的“惟才是举”的《魏武三诏令》,对于士族的庄园经济基础和以德行为基础的文化“霸权”都构成了冲击,甚至“使得那些以‘经明行修’博取声名,以觅得入仕途径的士人骤然丧失了依据。不仅如此,在和袁绍的战争过程中,曹操还通过他任用的满宠等法吏,采取了打击地方豪强,乃至杨彪这样的高级士人的措施,直接伤害到了士族的既得的利益和地位。在曹操击败袁绍之后,随着他的权力的膨胀,他和士族人士,如孔融、崔琰,甚至协助他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巨大成功的荀彧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士族必须通过一种正式的制度维护自身的地位。同时,由于东汉对于士族的极力保护,曹丕为了正式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王朝,就必须取得士族的认可,或者至少是默许,因此也必须保护士族已经获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九品中正制,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士族和新皇权相互妥协,承认士族在地方上拥有的种种特权为正当的制度而建立,并得到推行的。根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观点,九品中正制也含有照顾汉朝官僚的意图。从技术角度说,到了曹操统治的末期,不仅他“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而且乡党舆论和士大夫阶层,都已将由乡里品第做官视为仕进之正途”,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条件成熟了。

(二)九品中正制的正式建立及其内容

一般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标志是延康元年,亦即曹魏政权正式取代东汉政权的那一年,由东汉颍川士族的代表陈群制定的《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的要点,就是“在地方郡国设置中正一职,参酌乡里的评判,给管辖区内的人物确定一品至九品的等级,上报政府,政府根据此上报的品级任命官员。”由中正确定的这个一品至九品的等级,一般称为“乡品”,,这说明九品中正制“保持汉代以来乡举里选的旧传统。特别是汉末兴起的名士清议之风和乡里月旦评”,而且,乡品和官品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从起家官逐渐晋升的时候,其所获得的乡品等级,大体决定了以后的仕途”,通过这样的办法,九品中正制将东汉末以来士族的特权,尤其是把持官场,操纵“选举”,以及以德行为基础的文化“霸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确立了下来。在东汉末期短暂地战胜了“性”的“才”,又一次地败在了“性”的手下。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九品中正制从初期设立州郡中正,到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后(高平陵政变前)新设立州中正,从而使门阀士族能够更好地操纵官僚的选择,不断地趋于稳固和成熟。中正的权力也不断扩大,选择官僚的权力越来越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以至于夏侯玄特别提出了意见。

不言而喻,高门士族的子弟能够获得高的乡品,不过,“魏晋史籍中的‘上品’并不包括一品和三品,而是专指乡品二品”,而根据宫崎市定的分析,“乡品二品以下才是中正实际上可以自由定夺的范围”,也就是说,上品的评定权力,实际上掌握在拥有高级官职的高门士族手里,因此,九品中正制从一开始就被逐渐上升的门阀士族所掌控,作为维护和加强自身势力的工具,上品也因此成为区别士庶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九品官人法从最初开始就按照贵族式运作”。不仅如此,在“上品”内部,也划分出了三个不同的等级:“上品中的帝室茂亲,和高等士族称为‘灼然二品’,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上品中的中等士族称为‘门第二品’,表明这些家族或依凭祖上官爵,或依恃当今位势而列于上品;低等士族,……多为‘累世豪强’的地方大姓,并依靠自己的博学或济世之才而列为上品,被称为‘二品才堪’”,并且大致对应于门阀士族内部的各个阶层,起家官品的高低,“主要是依据门阀士族内部的等级差别来决定的”,大体来说,在曹魏时期,“三公,诸大将军等高级士族子弟大都由五品官起家;列卿、令仆、诸曹尚书等中级士族子弟,则多由六品官起家;州刺史、郡太守等低级士族子弟,多由七品官起家”,当然也会存在浮动。例如九品中正制的制定者,司空陈群的儿子陈泰,“青龙中,除散骑侍郎”;尚书令陈矫的儿子陈骞,“起家尚书郎”;曹睿宠臣孙资的孙子孙楚,由于其父孙宏只是太守,就只能“始参镇东军事”,“后迁著作郎”。到了两晋,壁垒更加森严,五品官已成为“帝室茂亲和三公子弟”的专有物,其余等级士族的子弟起家官则相应降低一品。例如,大司马陈骞的儿子陈舆,“拜散骑侍郎”。但是,虽然起家官有品级的区别,但是就性质而言,这些官职全部属于“清官”。乡品中的下品则包括了三到七品。同样,下品各品的起家官职虽然也有等级差别,但是全部属于“浊官”。

九品中正制建立初期,该制度尚不成熟尚不稳固,同时也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战争仍在继续,“才”仍然被统治集团需要,已处于劣势的寒门士人向高门士族的挑战没有中断,“才性”的争论仍然在进行——虽然,“政治实践中一直都是强调才性同,性在才先,以性为主”,如围绕《四本论》,在司马氏死党傅嘏、钟会和捍卫曹魏“唯才是举”的李丰、王广进行的政治斗争就是一例。高门士族,如司马家族,仍然要从事“非正常”的政治活动,“外宽内忌”的记载也因此在史书上留了下来。孟康和邓艾这样的有才能的寒门人士虽然遭到统治集团的排挤,但也还有一定上升空间。

中正的职能是“主持乡论清议,并据以评次人才高下,铨定九品”,那么乡里的清议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其核心内容,大都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衡量人物的标准,而孝道尤其受到特别的重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因为父丧中有疾而使婢女制丸药而两遭清议以致终身坎坷也是很著名的例子。另外,正如前面说过的,“孝”是等级制家长制的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孝”的地位上升也说明在这个时期,家族利益的地位开始上升,与皇权开始形成抗衡的局面,再加上曹魏末期政治斗争特别残酷,充满血腥,“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甚至连司马氏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绍都只能“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高级士族们开始回避政治活动,“儒家一贯强调的整体至上,公义优先的原则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倒转”,这也为日后士族的腐朽埋下了伏笔。除了曹魏之外,孙吴也曾仿效曹魏建立过类似的制度,除了将州郡级的“中正”改称为“大公平”外,其余一如魏制。这对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进程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在九品中正制建立的同时,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选官制度,例如从两汉延续下来的秀才和孝廉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也被纳入了九品中正制的范围。比如,曹魏时期“州郡举荐的秀才和孝廉在中央接受考试,根据成绩定等第,但此等第须同中正评定的乡品对应”,东晋重要人物温峤“后举秀才,灼然二品”即是一例。此外,吏部铨选、公府辟召、州郡辟召、太学生策试入仕等九品中正制以外的选官途径要么(如吏部铨选)也必须依据中正品第,要么(如州郡辟召)被高级士族子弟们抵制,只能成为低级官职的入场券,也就是说,九品中正已经成为当时遴选官僚的根本制度。不仅如此,“当时贵族主义逐渐弥漫开来,吏部对于通过个人才能获得上品者似乎越来越吝惜授予官位”,如西晋的夏侯湛“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这样一来,“举秀孝贤良,变成只有家境贫寒的子弟才会响应,而势家子弟即使被举荐也会推辞”,正如宫崎市定指出的,“一旦占据了中央政府显贵地位的权势之家,……在中央也利用地方的金字塔为铺垫,以在此基础上建构全国性的贵族金字塔”。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寒门士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就不足为奇了。

(三)九品中正制的主要特点

在九品中正制仅仅实行了几十年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对于九品中正制的描绘和批判。事实也是如此。根据薛菁的统计,从曹魏到陈朝,已入仕的正史传主中出身寒门的比例从41.3%持续下降到15.2%,此外,担任掌握遴选官员大权的吏部尚书职务的人士中,来自寒门的比例也从西晋时期的15.4%下降到陈朝的8.3%,而尚书吏部郎这个职务在西晋和南朝更是完全为一般士族和高门所垄断,在地方上负责评定品级,“是乡里清议的主持者和乡闾舆论的代言人”的中正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西晋还有27.7%的中正出身寒门,到了陈朝就只剩下5.6%了。

此外,九品中正制还造成了官职的“清浊”之区分,“一般来说,凡是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就是浊官。清官无事而悠闲,禄丰而权重,地位清华,迁擢迅捷;浊官则反是,事繁而任剧,禄寡而权轻,地位卑微,迁擢迟缓”士族和庶族之间的差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门阀士族的全盛时期,他们除了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政治权力和下面将要讲到的,由占田制保证的经济权力以外,还广泛地享有其它类型的特权。在曹魏时期,“八议”,即“对八种具有特定资格或特殊身份的权贵人物的犯罪,经过特别程序和审议,减轻或免除其刑罚”正式进入法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正式进入法律,逐渐完善,同时,司马炎于276年创立了专门为门阀士族服务的国子学。也就是说,在本时期,和九品中正制配套的,为门阀士族服务的一整套特权等级体制建立起来了。

三、东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

(一)东晋的门阀政治——九品中正制的全盛时期

东晋是九品中正制,以及相应的,士族地位的全盛时期。虽然西晋的灭亡“使得魏以来形成的贵族金字塔毁于一旦”,但是,从北方流亡到南方的士族和南方的本土士族在既有经验和社会基础之上又很快地重建了这个金字塔。在这个时期,与曹魏和西晋相比,主要的变化是“实际支撑官僚金字塔的顶梁柱,已经完全从三公转移到尚书的手中”,并为南朝继承,不难发现,这也为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成熟做好了准备。就九品中正制而言,这一时期的最大变化是“中正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东晋以后,中正一职成为点缀门阀的官衔,常常出现在列传里”。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门阀士族“霸权”建立工作的彻底完成,才不需要中正这样的特别的政治权力存在。

就门阀士族而言,在这个时期内,除了已经享有的经济和文化权力之外,士族在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地掌握了实质的政治权力。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士族不仅在社会经济上享受了大量的特权,此起彼伏的王(分为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谢、桓、庾等几个势力强大的家族,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垄断了当时的高层政治活动。当然,东晋的皇权,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权一样,是不甘心自身的权力旁落的,也尽可能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主要是寒门士人或流民武装——对士族的权力地位进行反击。毋须赘言,士族也不可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这就必然导致激烈的,有时是流血的政治冲突。例如,在东晋初期,司马睿力图通过刘隗、刁协、戴渊等寒门士人抗衡琅邪王氏势力的举动成了王敦发动武装斗争的借口。东晋末期,士族的衰落初步显现,不甘心政权被士族把持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和其弟司马道子父子就力图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控制著名的流民武装北府兵等手段重新取得对于士族的优势;只是司马道子父子低下的政治能力使得双方同归于尽,并为刘裕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东晋的政治舞台上除了掌握高层政治权力的门阀士族之外,还有另一支重要力量。众所周知,东晋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他们也不甘寂寞,力图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他们首先是成为皇权对付士族的工具,具体地说是司马绍和郗鉴利用流民武装镇压王敦。其后,流民武装的首领苏峻谋求保护自身的利益,和东晋政权也发生了武装冲突。在苏峻事件之后,由于士族的庄园经济控制了大批人口和土地,“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淮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除此之外,各个士族家族也组织流民武装作为自己的力量,比如著名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北府兵,和长江下游的“襄阳兵”,并成为各个士族家族之间均势的承担者。在东晋末期皇权和士族的政治斗争中,随着士族的衰落和控制的解除,这些流民帅,具体地说是上游的杨佺期和下游的刘牢之,也趁机起事,想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分一杯羹,但最终失败了。

(二)南朝寒门士人地位的上升和皇权的强化

东晋王朝在士族和皇权的冲突中灭亡之后,政权转移到了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手里——也正是在刘裕手里,发生了晋初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惩罚高门士族超过官方许可的额度隐匿户口的事件。刘裕赖以起家的政治基础,则是上述的著名流民武装北府兵。在南朝皇帝“周围聚集了不少寒人,所谓‘门生’或‘左右’,很多便是力图摆脱徭役和求得官职的寒门地主和商人”。在南朝期间,这些主要为江南本地土豪的寒门士人以“恩幸”的名义地位大幅度上升,例如“中书舍人之控制中书省,制局监之控制禁卫军是皇权和寒人结合的表现”——当然,这个时期的寒门士人“最高愿望不是打破这种士庶等级区别,相反的是想挤入士族行列,乞求承认,……主观上他们却正想把自己妆点成贵族模样,以便获得各种特权。”与之相反,原先东晋的高门士族,如著名的琅邪王氏,陈郡阳夏谢氏,尽管在南朝仍然享有崇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再像东晋时期那样处于政治权力的核心,相反地,他们多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刘宋初期的谢晦,萧梁时期的王融),或者君主着力打击的对象(如和刘义真结合了的谢灵运),剩余的高级士族则大多退出了政治领域,转而彻底醉心于其它的“闲暇”活动,并且在这些“闲暇”活动中继续着自身的腐化堕落,直到最终灭亡。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梁时文士吴均好为慷慨军旅之作,其《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表达了强烈的立功豪情。后来梁武帝召见他,问他:’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吴无言以对。后来,梁武帝被围台城,吴均也在围城之中,梁武帝再次问计于他,吴均惶恐万分,不知所答。踌躇半晌,乃畏畏葸葸地说还是投降为好,早到虽然身陷重围、但又倔强不屈的梁武帝的痛骂。”不过,虽然南朝的门阀士族退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但他们对于自身地位的维护力度一点也没有减弱,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退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独善其身的倾向更加发展,他们更加醉心于维护自己的那一块领地,“南朝对中正的选任标准与吏部是一致的,即均须谙悉谱牒,详练百氏”。同时,南朝的清议“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科条;范围与对象不断扩大;威力与作用也大为加强”。可以理解为,南朝的门阀士族放弃了政治领域后,又找到了一个伸张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的场所。

皇权的强化还突出地表现在皇族内部斗争的激化上。在中国历史上,名义上奉行的血缘政治伦理和实际中奉行的绝对皇权总是要造成大量的皇族内部冲突和斗争,但是南朝的皇族内部斗争之激烈之血腥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除了在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皇族兄弟父子间冲突,如刘义隆杀刘义康,刘劭杀其父刘义隆之外,著名事例有刘宋明帝刘彧杀光刘骏的所有儿子,齐明帝萧鸾杀光萧道成和萧赜的子孙等。除了这些血腥的屠杀之外,南朝的皇权还设置了以监视各个诸侯为惟一目的的,被认为“威行州郡,权重蕃君”的“典签”,以彻底消除出任各州刺史的各位亲王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

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对于南朝的高门士族是致命的打击,已经彻底腐化堕落了的他们直接成为了侯景的屠杀对象。

来源: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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