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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专家之上的文人”之概念，是刘绪源“发明”的一个说法，大致说来，“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一旦将他们限制起来，割裂开来，以他们的某一方面的能力来适应某一方面的工作，尽管他们也能做得好，但他们的魅力也便消失殆尽，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家了”。刘绪源视常识、日常、专家之上的文人为中国文化的密码，这既有李泽厚的影响，亦有自己的独出机杼。而落实到实部，自然是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诸多文化精英，《前辈们的秘密》这一集子中的二十余篇文章，即为活生生的写照了。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有一个有趣的习惯，即在评论作家及文学作品时，几乎无时无刻不以莎士比亚作为参照。而刘绪源的莎士比亚就是苦雨翁了，不仅有专文《与李泽厚论张爱玲、周作人》《〈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也说钱锺书与周作人散文》等，且论述的诸位大家，如俞平伯、张中行、金性尧、谷林，为苦雨斋弟子或私淑者，黄裳、汪曾祺，即使未说或不愿意承认，其文章亦呈现着苦雨斋流脉，舒芜，以特异的身份写过独到的周作人研究专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说到施蛰存，“他那一时期的散文，谈王谑庵，谈‘秋水轩’，谈八股，谈《檀园集》，那文笔和题材，就都是知堂式的了”；谈辛丰年，“我想到的第一人，就是知堂。但知堂散文有时过涩，门槛更高，排斥了许多初遇的不适者，辛丰年的文字更显平白温润，更具亲和力”。更为有趣的是，与李泽厚对谈，李明确说自己不喜欢周作人，对话自然是无法就这个话题继续，但刘绪源生生能够在读李泽厚关于孔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论述中，找到与知堂思想的契合点，撰一长文，不能不让人佩服，且看到他于知堂的用心之深。

当然，周作人是当得起“专家之上的文人”之称谓的。而苦雨斋弟子中，俞平伯是红学家、唐宋词专家，在新文学领域，又是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废名写小说，写诗，写散文，对佛学禅宗也有精深领悟。以后的金性尧、张中行、谷林等，哪一个也不是“单色调”的，他们驳杂的学问延伸出蕴藉的文章来，“专家之上的文人”，此之谓也。

刘绪源引用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非职业化的业余精神”，有其深刻性，但列文森进一步说，“非职业者”写八股文和画文人画一样都是重复古人和远离现实，导致“创造力”严重匮乏，其中也有着“西方式的偏见和误解”。因为“不管是明清还是更久远的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并未停止发展，是谁在推动这发展？肯定不是西方式的专家，其实，恰恰是由中国特有的‘专家之上的文人’推进的。”而五四以降，大批知识分子虽经“专家化”洗礼，却终究成为“专家之上的文人”，源于转型中的时代与博杂的教育背景，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实实在在奠基的。

刘绪源所写辛丰年老人是一有意味的例子，老人出身旧官僚家庭，参加新四军，在众所周知的年代被开除党籍军籍监督劳动，动荡过去，恢复自由身，五十三岁的他却立刻提出提前退休，回到家中潜心读书听音乐参研历史，一篇篇妙文随之问世，以有我们所熟知的辛丰年，这真是“非职业化”的专家之上的文人。而我想到另一位老人———王世襄，自小贪玩，足迹遍布京城及郊野的玩家，却创造了令今人如此惊叹的海量之精神财富：在明式家具、古代绘画、漆器、雕塑、竹刻、古琴等领域，乃至养蛐蛐儿、种葫芦、驯獾狗、放大鹰、品鸽哨等“玩意儿”诸多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或玩赏。王世襄在任一领域均为专家级的，且多有开拓或承启之功，然而其“京城玩家”的谑称较之所谓专家的称谓，或更为流传久远。我们看如王世襄、辛丰年，他们对学问、智慧的求索自不待言，而全无功利心，乃其共同点，只有如此，才能抛却外界的任何浮嚣、干扰，一心投入自己心爱的“玩意儿”中去，获得自我的愉悦之外，亦产生惠及世人的可珍著作。

刘绪源说，“到了现代，即使‘专家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专家之上的文人’将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渴求，同时，它也将成为一种保持中国自身文化特性的可能”。当然，这种渴求将变得愈来愈艰难，因为博雅之士愈来愈难得，好的文字愈来愈稀缺，老成凋谢，唯余空谷回音。不过，亦是有论者抱若干寄望的，“一是在现在和稍后的高校文科里，还有那么几个不完全跟着潮流奔走的专家之上的文人，让各级学生知道，世界上还有同博士论文写法不一样的论文，以及论文之外也还可以写各式各样的文章……二是报刊上文章的作者多来几个专家之上的文人，不要满眼全是专家，或风花雪月式的文人”。我也希望如此，不要落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