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2018-08-21 19:49:34 责编:admin 浏览:2750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

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

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

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办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

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被关进牢狱以后,华佗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三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牢头不敢接受。在极度失望之下,华佗把它掷在火盆里烧掉。牢头这时候才觉得可惜,慌忙去抢,只抢出一卷,据说这一卷是关于医治兽病的记载。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三国演义》中有一节“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描写了华佗被曹操杀害的情形。《三国演义》虽然是文学作品,其中有着大量的虚构成分,但是,华佗因为要给曹操“开颅医病”而被曹操杀害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今天的许多史学家大都认为,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时刻心系天下百姓的疾苦,不肯服侍权贵。华佗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社会上读书做官的热潮已经达到顶点,公卿大多数是熟悉经术者,汉顺帝时太学生多达3万人,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技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

这种社会风尚不能不对华佗有所影响。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在当地很有名气。众所周知,科举制起源于隋朝,东汉时期普通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途径只有被“举孝廉”,也就是因为品德高尚而被推荐进入官场。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沛国相陈珪和太尉黄琬都曾荐举华佗为孝廉,征辟他做官,但是华佗却颇为自负,认为自己才气大,而不屑于去做他们举荐的那些低级文案工作,再者,华佗此时已经迷恋上医学,他不愿意为此小官而抛弃所喜好的医学。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那一项不具备开颅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

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是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

“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正如《三国志·方技传》中写道的那样“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华佗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后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

“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进行再度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

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则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致曹操于死地。

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

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有记忆中枢、有视觉中枢、味觉中枢。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华佗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官爵遭诛杀?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为自己看病。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有所好转。《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了,于是,他想让华佗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做自己的侍医。但是华佗却不愿意。他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不再到曹操那里去了。曹操非常愤怒,派人到华佗家里去调查。曹操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他小豆四十斛;要是没有病,就把他逮捕来办罪。

传说华佗被逮捕送到曹操那里以后,曹操仍旧请他治病。他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而要全部治好,使之不再重犯则需要先饮“麻沸散”,麻痹脑部,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这样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将华佗杀害。

被关进牢狱以后,华佗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三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牢头不敢接受。在极度失望之下,华佗把它掷在火盆里烧掉。牢头这时候才觉得可惜,慌忙去抢,只抢出一卷,据说这一卷是关于医治兽病的记载。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

但是,华佗之死责任果真全在曹操吗?华佗真的没有任何过失吗?

《三国演义》中有一节“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描写了华佗被曹操杀害的情形。《三国演义》虽然是文学作品,其中有着大量的虚构成分,但是,华佗因为要给曹操“开颅医病”而被曹操杀害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今天的许多史学家大都认为,华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时刻心系天下百姓的疾苦,不肯服侍权贵。华佗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是众多读书人的信条。华佗所生活的东汉末期,社会上读书做官的热潮已经达到顶点,公卿大多数是熟悉经术者,汉顺帝时太学生多达3万人,学儒读经成为社会风尚,而医药技术虽为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需,但却为士大夫所轻视,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这种社会风尚不能不对华佗有所影响。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在当地很有名气。众所周知,科举制起源于隋朝,东汉时期普通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途径只有被“举孝廉”,也就是因为品德高尚而被推荐进入官场。

沛国相陈珪和太尉黄琬都曾荐举华佗为孝廉,征辟他做官,但是华佗却颇为自负,认为自己才气大,而不屑于去做他们举荐的那些低级文案工作,再者,华佗此时已经迷恋上医学,他不愿意为此小官而抛弃所喜好的医学。

除此之外,华佗开颅面临的医学问题还有不少,不论那一项不具备开颅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曹操不开颅尚且可以存活一段时间,如果开颅必然是九死一生。生性多疑的曹操岂能容忍这样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曹操认为华佗是在故意暗害自己也是讲得通的。

曹操杀害华佗虽然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好恶,但是,从《汉律》上讲,也有他的依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以“动以王法从事”著称。无论是理政还是治军,甚至齐家、诫子,曹操都以汉律为基本准则。依照汉律的规定,华佗犯了两宗罪:一是欺骗罪,二是不从征召罪。而令华佗命丧黄泉的是主要是后者。汉律中有“大不敬”罪,对“亏礼废节”之犯者要处以重刑,《汉书·申屠嘉传》便载有人“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的案例。“大不敬”的具体内容较多,其中“征召不到大不敬”适用于华佗所犯之罪。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以此为华佗定罪,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正如《三国志·方技传》中写道的那样“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华佗在行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前来请他看病的高官权贵越来越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在这些高官权贵的眼中,华佗即使医术再高明,也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在同他们的接触过程中,华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性格也变得乖戾了,难以与人相处,因此,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在后悔和自责的同时,他在等待入仕为官的机遇的再度降临。

恰恰在此时,曹操得知了医术高明的华佗,而华佗也仿佛看到了走入宦途的机会。华佗正是想利用为曹操治病的机会,以医术为手段,要挟曹操给他官爵。“头风”病确实比较顽固,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想要彻底治愈确实很困难,华佗虽为神医,也未必有治愈的良策。但若说即使“恒事攻治”,也只能苟延岁月,死期将近,就未免危言耸听了,很明显有要挟的成分在内。

而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北面,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裴松之注解《三国志》里称周瑜病卒的巴陵,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县(即今岳阳市),而非巴丘。同时相传小乔墓地一带,便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军府,而墓府即是当时的军府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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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安徽省南陵县境内的中山公园边上,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于是县长大人便立马在香油寺西苑,建了一座小乔墓。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些牵强,便又拉来周瑜曾做过春谷(今南陵县)长的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实在牵强,且不说周瑜是先做春谷长,后来才破皖的时间差,便是让小乔弃夫君不顾,孤魂流落异地,已经是莫名其妙得有些残忍了。

这本是周瑜一个人的家事和私事,却在后人生拉硬拽的安排中,全乱了套,夫妻俩的灵魂也俱不得安息,并被扯得七零八落,尴尬得只好四处漂泊。我想,这肯定不是洁身自好的周瑜所能想到的。

但是,曹操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识破了华佗的用心。他后来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意思是说,华佗能治好这病,他为我治病,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曹操对华佗的“要挟”很不满,他并没有满足华佗的要求。

于是,华佗便以家中有事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华佗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对曹操进行再度要挟。曹操大怒,将华佗拘捕。为了治病,曹操再度容忍华佗,没有将他处死。但是华佗却提出了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去掉“病根”的治疗方法。多疑的曹操再也不能容忍,将华佗杀害。

那么,假如曹操真的同意用此方法疗病,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首先,动手术则克服不了感染的问题。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华佗所使用的器械“利斧”根本不可能做到无菌,在有菌的条件下进行头部的手术,曹操在手术后肯定会发生颅内感染,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广谱抗生素,仅仅一个感染就足可以致曹操于死地。现代医学那么发达,手术后的感染经常发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感染不愈合。曹操那时动手术,后果就可想而知了。除非曹操的抵抗能力非常强,否则他是必死无疑。然而曹操当时已经不再强壮了,他的抵抗能力能经得住华佗的折腾吗?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其次,华佗能够顺利地进行脑部手术吗?华佗的确是当时最杰出的神医,但他对人的大脑研究以及是否做过脑科手术,在史书中并无一字记载。按照颅脑的解剖来看,人的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也不同,有分管语言的语言中枢、有记忆中枢、有视觉中枢、味觉中枢。人类认识大脑的解剖只不过是近代的事情。就是现在,大脑斜坡部位仍是手术的相对禁区。按照当时的认识,华佗不可能知道大脑的精细解剖结构。如果真动手术,稍有不慎,曹操就会立即命丧黄泉。

再次,华佗能否对曹操进行急救也是一个问题。开颅手术时要有起码的急救设备,比如心电监护设备,输血补液设施,吸氧设备等,这些起码的设备缺一不可。一旦血压下降或者是心跳骤停,在这些起码的急救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曹操开颅就会凶多吉少。

天下第一神医华佗被杀,谁医好了曹操的头风病

曹操患了头风病后,疼痛难忍,华歆找来了华佗为曹操治疗。华佗认真诊断后,告诉曹操:“大王头脑疼痛,是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曹操急问:那该怎么办?华佗胸有成竹地说:“某有一法: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根除。”疑心很重的曹操一听华佗要开自己的脑袋,不禁大怒,指着华佗骂道:“汝要杀孤耶!汝必与关公有情熟,想乘此机会报仇耳!”随后,曹操命左右将华佗拿下,投入大牢。不久后,华佗被曹操杀害。

是什么原因让曹操得了这怪异的头风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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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关公在荆州遇害后,东吴将其脑袋割下献给了曹操。曹操念关公是一英雄豪杰,便以王侯的待遇祭葬。事后,曹操经常夜里做梦,梦见关公,甚为惊惧。有人建议曹操在别处重新建一新殿居住,曹操采纳后,开始动工建造“建始殿”。工人们在跃龙河砍伐一棵高10余丈的大梨树时遇到了麻烦,不管是用利斧用快刀,都砍不动这棵大梨树。曹操听人汇报后,亲自来到树前,拔出佩剑就砍,谁知剑砍在树上,喷出了一股鲜血,溅了曹操一身。这种现象让曹操大吃一惊,他不敢继续造次,扔了剑,骑上马,回到了宫中。当天夜里便做一恶梦:曹操见一人披发仗剑,指着他大喝:“吾乃梨树之神。汝伐我神木,特来杀汝!”曹操大惊,醒来后就开始头疼,身边的医生都束手无策,开了汤药喝也不见效。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只有华佗可以治疗曹操的怪病。可是,华佗被杀害了。那么,究竟是谁治好了曹操的头风病的呢?说来奇怪,治疗者是一篇文章。

是什么文章会有如此奇特的功效,能治好这样的疑难杂症?原来是刘备袁绍联合抗曹时,袁绍的秘书陈琳写的那篇讨曹檄文。

这篇檄文跋山涉水到达许都,交到曹操手中时,正值曹操卧病在床疼痛难忍之时。曹操打开过目后,被檄文中辛辣锋利的语言吓的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从床上一跃而起,头风病顿时痊愈。后人从中医学的角度论证,曹操正是遭到惊吓使病得以痊愈。如果我们今天非要找出一个人论功行赏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陈琳。

那么,这个陈琳是何许人也?他后来与曹操的关系怎样?百度里是这样介绍的:

揭秘历代悬案疑案:曹操杀华佗之迷

陈琳(?~217),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孔璋,广陵射阳(即今西射阳一带,在淮安市楚州区东南,古为盐渎县所辖)人。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

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章从曹操的祖父骂起,一直骂到曹操本人,贬斥他是古今第一“贪残虐烈无道之臣”,极富煽动力。曹操让手下念这篇檄文时正犯头痛病,听到要紧处不禁厉声大叫,惊出一身冷汗,头竟然不疼了。可见此文的确戳到了曹操的要害。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对那篇火力凶猛的檄文还耿耿于怀,便问陈琳:“你骂我就骂我吧,为何要牵累我的祖宗三代呢?”陈琳的回答言简意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曹操听了呵呵一笑,不再计较。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充分展示了陈琳的智慧,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当然,这则故事更体现了作为政治家曹操的雅量,曹操不仅不追究陈琳的罪过,还署他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天下大疫,陈琳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

揭秘:为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人竟然不是神医华佗

关羽被称为天下战神,不是斩颜良诛文丑,而是能忍辱负重。最出名的事件莫过于“刮骨疗毒”,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救关公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正当关平等人手足无措之时,“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仰慕关羽英雄大名的华佗,自江东驾一叶扁舟而来,仿佛仙人从天上降临,诗意而浪漫,无疑使帐内紧张压抑的气氛投入一丝清凉。随后,“刮骨疗伤”进入高潮:“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到此时,关羽坚强、镇定的英雄形象已经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无怪乎华佗惊呼:“君侯真天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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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刮骨疗伤”实有其事。”《三国志·蜀书六·关羽》提到,关羽曾被乱箭射中,并穿透其左臂。后来伤口愈合,但遇到阴雨天气,骨头就会疼痛难挨。之后询问医生,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让医生切开伤口。而此时关羽却宴请诸将,“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关羽英雄形象可见一斑。不过此人不是华佗,为何这样说。

而且当时南方一带,饮酒之风更是浓烈,饮酒的器具都是超级“海量”的。曹丕在《典论·酒诲》里写道:“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通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这样看来,周瑜的“三爵”酒量,实际上便有翻几番的可能了。何况史书上说他在“三爵之后”,依然保持那样的清醒,那他真正的酒量,想来真是深不可测了。

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一次举行酒宴,与群臣同欢,三爵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一时兴起,竟不顾君王体面,跑到群臣中间“自起行酒”,说不好听点,就是强行劝酒了。其中一个叫翻的大臣招架不住,便倒在地上装醉,待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于是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酒量却实在不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玩些以酒量和态度“度量”下级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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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作为臣子,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在臣侍君的宴席上,若君王赐酒,一般是三爵,按《礼记·玉藻》的要求:“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若是像虞翻那样,不喝也罢,还要耍赖打滚,实在是失礼之举。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就要大方得多,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

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酒宴之上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谁又会在乎“礼乐”的好坏对错呢?但周瑜不同,他在乎。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他都能察觉得出,而且“知之必顾”。屡屡地再回首,颇耐人寻味。他这样做,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显摆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在古代中国,礼乐是颇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论篇》所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如果连象征天地之和的“音乐之声”都是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曲有误,周郎顾”的偶像传奇,却不懂他作为一个“唯君子能知乐”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不懂。除却清人郑板桥感叹的“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有些知音之感外,更多的是善意的误解和美丽的曲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像周瑜这样有地位、有才情的大帅哥,若是太过一本正经,就有些寡味和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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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人想象是“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这样的周瑜便有了好色之嫌;也有人想象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样的周瑜又有了被勾引之嫌;而在唐张祜的《觱篥》诗中,想象力更是丰富得有些离谱:“纤红玉指长”的美女,奏起“一管妙清商”,竟惹得“坐中知密顾,微笑是周郎”。若真是因为曲误,且不说这美女的演奏水平太差,便是周郎的“密顾”和“微笑”,也多少有些“不正经”的油滑味道来。就是大才子苏东坡的想象,也不能免俗,他在《南歌子》里称道:“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总让人感觉周瑜像是他曾夸赞过的柳永一样,好似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大腕。这些形色各异的文学想象,纵是人物浪漫,纵是故事风流,可都与真实的周瑜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对于周瑜不着边际的美好想象,又实在怨不得后人。因为他身上蕴含了一切理想的要素。把他的典故使劲往男欢女爱的俗命题上靠,也是缘于对他的羡慕,因为除却权势和才情外,他还拥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美人小乔。

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小乔是个身世模糊、面目模糊、地位模糊的人物。只是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县梅城镇)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两个国色天香的“战利品”,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能够明确姐妹俩身份的,便是她们的父亲姓乔,时人尊称乔公,想来应该是当地有点儿身份和地位的乡绅吧。而大小两乔芳龄多少,性情如何,又是怎样美丽,我们却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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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策毫不客气地娶了大乔,又将小乔豪爽地许给了周瑜,并对他开玩笑道:“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多少对老丈人有些不恭之嫌。想来二乔便是被十分宠爱,其家庭地位也绝不会高到哪里去。对周瑜而言,小乔是妻是妾,史书上没交待。而她和周瑜12年的夫妻生活中,是否恩爱,是否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一点,后来周瑜在追随孙氏兄弟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是否还分得其他美色为战利品,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按当时的时代风气和世俗习惯,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在那个时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姓氏,一个籍贯,一个从属关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在情感方面,刻薄的史官,并没有为周瑜留下太多的史料,却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固执又善良地以为,周瑜和小乔,是“英雄美女,天作之合”的绝配。真实的历史中,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并不重要,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留住周郎和小乔两个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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