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

箕子

(商朝太师,“殷末三仁”之一)

人物简介: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人,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哥哥,纣王的伯父,官太师,封于箕,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箕子与微子、比干,在殷商末年齐名,并称“殷末三仁”,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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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相关

中文名
箕子
外文名
Ji Zi
别名
胥余
国籍
中国
民族
华夏族
出生地
朝歌
职业
太师、国君
主要成就
辅佐纣王、建立箕氏侯国
父亲
商王文丁

人物生平

辅佐商纣

箕子因封国于箕(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故称箕子。是商末贵族,商纣王的伯父,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尹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癜,披发佯狂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武王访箕子

纣王末年(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兴兵伐纣。牧野决战,纣王兵败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灭。在这商周变易之际,箕子便趁乱逃往箕山(今陵川棋子山),在箕山(今陵川棋子山)过起一段短暂的隐居生活。

箕子利用那些天然的黑白两色石子摆卦占方,借以观测天象,参悟星象运行、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万物循变之理。武王灭商建周后,求贤若渴的周武王访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恳切请教治国的道理。 

箕子明夷

武王向箕子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不说话,因为他不愿意讲自己故国的坏话。武王也发觉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于是便将夏禹传下的《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武王听后,十分钦佩,就想请箕子出山治理国事,重用箕子。但箕子早对微子说过:"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殷商如果灭亡了,我不会作新王朝的臣仆)。"(《尚书·微子》)他不愿作周的顺民,因此不肯再出山,武王无奈而走。

因怕武王再次来请,箕子乘武王走后,他便迅速率领弟子与一批商的遗老故旧一大批人,匆匆离开箕山向东方而去,从此陵川便留下了箕子履迹的传说,棋子山也渐渐被人们称作了谋棋山、谋棋岭。 

东渡朝鲜

箕子一行人从今胶洲湾渡海,奔向与商有一定族缘关系的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据说,箕子一行到了黄海边,便乘了木筏向东飘去。几天后登上了一岛,因见山明水秀,芳草连天,一派明丽景象,便将那地方叫做朝鲜。从此,箕子带领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来。

相传箕子到朝鲜后便建筑房屋、开垦农田、养蚕织布、烧陶编竹,还施用八种简单的法律,来防止和解决人们的争执。并把故国的文化传播开来,把围棋传向四面八方。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箕子做朝鲜国君的第十三年,箕子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朝天子。在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诗歌中的"狡童"比喻不听忠告的纣王。诗歌采用男女恋歌的形式,反映君臣关系,为后世比兴手法的渊源。箕子到达箕子朝鲜以后的情况。 

箕子朝鲜

《尚书》收录了箕子的《洪范》,

而《周易》卦爻辞唯一提到的可靠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箕子、比干、微子并称为“三仁”。朝鲜王朝的《三国遗事》、《东国通鉴》、《东史纲目》等重要史书,也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箕子的史迹。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约公元前11世纪前后,商周交替之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地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朝鲜野史《三国遗事》造谣,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高丽时期成书的《三国遗事》与之相差数千年,中间并无其他史料记载,一般均认为檀君朝鲜系后世杜撰,不足采信。

开发朝鲜

箕子带去了懂诗书、礼乐、医药、阴阳、巫术的知识分子,懂得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朝鲜半岛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衙门官制、饮食起居逐渐沿习中原习俗。

政治上,箕子颁布八条成文法,禁止杀人、伤人、盗窃;经济上,推广殷商的田亩制度和中原先进的耕作、养殊技术。据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编著的《东史纲目》记载,箕子在朝鲜治理不到三年,当地民风大变,夜不闭户,没了盗贼,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民众节俭敬睦,社会和谐安定。还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黄河,把永明岭比作嵩山,编成歌典来歌颂和赞美箕子。

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所说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鲜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对此,《高丽史》也有记载:公元1102,礼部上奏称,中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并乞求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国文献还是朝鲜史书,箕子对古朝鲜的开发都是功不可没的,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公元17世纪初)的史学家林鹅峰认为,箕子到朝鲜开创“东方君子国”,“东方君子国”这种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据史料记载,箕子王朝共历41代君王,直至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箕子的第四十一世孙箕准被门下卫满发动政变所推翻,箕准南逃,箕子王朝灭亡。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后继发展

《史记·朝鲜列传》明确记载说:西汉建立政权后,与古朝鲜以水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卢绾反叛,投降匈奴;燕人卫满逃跑到朝鲜地区,后来夺取王位,建立了卫氏王朝,建都王俭城(今平壤)。吕后当权时,卫满曾经与汉朝的辽东太守约定,称为汉朝的"外臣"。卫满传国三代,至孙子右渠王。右渠王与汉朝关系紧张。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使者涉何与右渠王反目,涉何杀死朝鲜的裨王长,右渠王派兵杀死涉何。于是,两国间爆发战争。元封三年,在汉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尼相参杀了右渠王投降。汉武帝把朝鲜地区划分为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儿子长降以及尼相参等人为侯。以上史实,是两国学术界都承认的。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主编的《朝鲜通史》(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就是这样记述的:"纪元前3世纪,中国周灭亡,分裂为数国,互相混战。当时古朝鲜的侯也称为王,拥有相当的官僚机构和相当的武装部队。……后来,秦统一中国,筑万里长城时(纪元前214年),古朝鲜的否王曾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后来,他的儿子准王收留北中国燕、齐、赵等国避乱和迁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鲜西部地区,扩大了古朝鲜的领域。""纪元前206年汉统一中国后,修万里长城外的辽东故塞,以卢绾为燕王,与古朝鲜以浿水为界。纪元前195年卢绾叛汉,亡命匈奴,其部下卫满聚众千余名,渡水入朝鲜。准王赐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统率亡命于古朝鲜西部国境之汉人。卫满在古朝鲜的西部境界扩张势力,于纪元前194年袭击王俭城,驱逐准王,自立为古朝鲜'国王'。""汉四郡的设置对朝鲜各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汉通过乐浪郡,与朝鲜各部落之间的交易广泛开展起来了。考古遗迹发掘工作中(仅辽东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黄海道,直到韩国庆尚道地方,都发现汉朝时代的文化遗物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方志记载

封国于箕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本段此句“在太谷县东北”有待商榷,有日知录原文

“●《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为证。

箕子明夷

《太平御览卷十六》: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岁月日星辰为五纪也。)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相传为畴。律,年三十三传之,畴官各从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颇推五胜,(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也。)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纪纲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

东去朝鲜

《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韩非子》: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则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迹,见于鲜于氏奇氏谱牒。据谱牒所载,“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勋者,有别子三:曰友平,其后为鲜于氏。曰友诚,其后为奇氏。曰友谅,其后为韩氏云。”说亦未必可信。今姑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今平壤也。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为朝鲜侯。亦曰韩侯。韩,方言大也。《诗》所谓王锡韩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潜夫论》谓:"昔周宣王亦有韩城,其国也近燕,故《诗》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又引王肃云:"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又引《水经注》云:"方城今为顺天府固安县,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统志》:"韩城在固安县西南;《县志》今名韩侯营,在县东南十八里。"细审诗义,今人多从此说。据现行政区划,当在北京市通县之西,固安县之东北。王符:《潜夫论》,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时亦有韩侯,其国也近燕。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汪继培笺:案韩西盖朝鲜之误。此说不可取,郑玄曰: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言为猃夷所逼,稍稍东迁也。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以国为姓,可有史书为证,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鲜侯,准与满战,不敌也。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可证固安县之韩侯国后迁至东北,原姓姬,后改姓韩,东北必有韩侯国,后来东北与朝鲜就有了韩姓既而诗云,韩侯受封北土,追其蛮貊,王肃潜夫论言,东北韩侯被卫满所灭,其后逃入韩地,此韩侯为韩西.。箕子十八传至贞敬王阙。其十三年,当周桓王十年。饥,使通齐鲁语者,泛海买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鲜于益聘于齐。齐行人公孙恪来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轩辕氏之术,能炼丹长生。以访东海神山,浮海至朝鲜。群臣请试其术。不许。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为天老王。以一清为国师。筑求仙台于纥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传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为国太师。使一清弟子卢龙,驾大船数十,入东海求神山。至竹岛,遇风,舟尽覆。卢龙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药毒发卒。修道王子徽襄王迩立,诛一清及卢龙。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将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国所谓东胡。或曰:实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济世王混。禁人民潜商齐鲁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来聘。卒,子和罗王谐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边郡,郡守苗春败之。卒子说文王贺立。五年,周显王四年。燕将以二万人侵辽西,上大夫卫文言败之五道河。燕将移屯连云岛。造船筏,将渡海来袭。明年,文言又败之。射杀其将。余众遁还。卒,子庆顺王华立。十二年,周显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车吉汗来朝。请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万会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连年来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六年。请和,许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显王四十六年。燕称王,亦称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靓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润,大为燕将秦开所败。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满韩为界。未详何地。北胡酋阿里当夫请助报燕,不许。北胡怨,不朝贡。自将伐之,败还。卒,子宗统王杏立。王之世,服属于秦,惟不与朝会。卒,子哀王准立。立二十年而秦灭汉兴。二十七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来归。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数百里。汉惠帝元年。卫满告王:汉兵十道至。请入卫,许之。满遂袭王。王与战,不胜。将左右宫人及余众数千浮海。攻马韩,王之。都金马郡,今全罗北道益山郡也。传九世,为百济所灭。时王莽始建国元年。遗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马韩。至建武时,降于新罗云。”其所记皆不近情理,伪迹显然。然天下无可全然伪造之物,总必略有事实为据。据之,亦可推想朝鲜古代之情形耳。

箕子继序之君。东史无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谱》。列录箕子以后世序。以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详。箕子后失国后。复系马韩世系甚详。然有节节可疑者。今采录焉。盖周武王已卯。箕子来居朝鲜。仍以为君。汉惠帝丁未。箕准为马韩。合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则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东史只有箕否、箕准两代名。而此则无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国中叶以后。始有諡法。而《奇谱》列录。皆似諡号。可疑者也。东史。以箕准为马韩始祖。号虎康王而已。无继序之君。而《奇谱》。则无虎康王。而以康王卓为首。可疑者也。其列录。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庄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询二十七年。恭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庄十一年。兴平王捉十四年。哲威王调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国家晏然无事。谊襄王师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怀王职二十五年。文烈王优十五年。昌国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贞敬王阙十九年。乐成王怀二十八年。孝宗王存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迩二十一年。奉日王参十六年。德昌王仅十八年。寿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藜十六年。逸民王冈十七年。济世王鲲二十二年。淸国王璧三十五年。导国王澄十九年。赫圣王骘二十八年。和罗王謵十六年。说文王贺八年。庆顺王华十九年。佳德王诩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显文王释三十九年。章平王润二十八年。宗统王恤十二年。哀王准二十八年。马韩康王卓편021。汉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龛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勋二十六年。稽王名失传十六年。汉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竝。又按马韩。以康王卓为首。其下列录七王。且东史。马韩始於汉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为百济王温祚所灭。当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东史往往特书之。以为信迹。则似未为允当也。箕子代序。或以为金草家百鍊所传。未可据也。箕子子孙。不可略也。故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条。兼为辨证之。《魏略》。箕准子支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往편022海中。不相往来。韵书。箕子封於朝鲜。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鲜于。《三国志》。鲜于嗣。魏明帝景初中。乐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带方太守刘昕。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晋书》。单于婴。晋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鲜卑寇辽西。婴讨破之。鲜于枢。宋赵孟頫赠鲜于枢诗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皇明洪武间。有鲜于京者。为中领别将。其七代孙寔。自泰川来。居平壤崇仁殿侧。遂以寔为箕子后。拜殿监。子孙世袭。而鲜于氏之闻人鲜于铗。号遯庵。尤庵宋先生门弟又有鲜于恪。亦知名人。《东史》。马韩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诚、友谅。国亡。友平奔高句丽。仕琉璃王。为北原鲜于氏。友诚降百济。仕温祚王。为德阳奇氏。友谅亡归新罗。仕脱解王。为上党韩氏。李月沙廷龟崇仁殿碑曰。马韩末。有孱孙三人。曰亲后为韩氏。曰平为奇氏。曰谅入龙冈乌石山。为鲜于氏。其曰亲者。卽《通考》所谓。箕准子友亲。留在冒姓韩氏者也。其曰平曰谅。与《奇谱》同。又有箕氏。《万姓统谱》。箕姓。箕子之后。以国为氏。周有箕郑。晋文公问济饥。对曰以信。箕酆。晋大夫。汉箕堪。西华令。箕肆。臧荼将。箕稠。乌桓校尉。箕澹。晋时劝刘琨石勒。我东。则京兆帐籍有箕氏。而皆微贱。余於湖南按察营。见箕姓。役使令者。问其族。则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孙之大略也。我东。为箕子纪事。堪作箕子朝鲜史者。有尹斗寿《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实记》。徐命膺《箕子外纪》。正庙诸臣所编《箕田考》。按柳泠斋得恭《滦阳录》。圆明园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国秘史、东国声诗於副使。本国无此二种答之。又求圃隐、牧隐二《集》。徐公浩修或虑有忌讳处。竝辞以无。中堂恳问他书。不得已以韩久庵《箕子井田图说》应之。后竟筵禀校正。附柳根、许筬、李瀷诸说。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书也。愚以为於《洪范》之书。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旧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夺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说。可谓诬罔千秋者也。谨为辨证焉。

开发朝鲜半岛北部

中国记载箕子开发朝鲜事迹的书籍,有《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记》和《尚书大传》都记载了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

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尚书大传》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微子》篇中,微子称箕子为"父师"。先秦史书《竹书纪年》云:"伯夷、叔齐去隐于首阳山。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在,父师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父师在夷,与箕子开发朝鲜吻合。西汉焦延寿《易林》也说:"朝鲜之地,箕伯所保"。它们的记述可以互相印证。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述得比较系统具体。

《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得比较具体:"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后人

《后汉书·东夷传》还记叙了箕子后代的情况:"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千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述。《三国志》注引《魏略》记述得更详细,而且记述箕准南逃以后,"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该国的确既有箕姓,又有韩姓。

历史成就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其经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所说:“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书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正蒙难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囊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台在今河南西华县。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教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斯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言,亚里斯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斯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辩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个人作品

《麦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经故都朝歌时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宫室毁坏荒凉,淇河之滨,朝歌原野,遍地小麦正扬花秀穗,但今夕纵异,触景生情,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愤然吟诗。寥寥十数字将亡国惨状和原因和盘托出,而且凄凉悲惋。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麦秀歌

殷·箕子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箕子还总结治国安邦之道的著作《洪范》 

教育思想

神道设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达的思想是神权至上主义,反映了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社会现实。他总结了商代神道设教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按照天生万物的法则办事,违背了这个法则,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从前鲧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搅乱了五行,上帝于是发怒,不把九类大法传给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国安民的常道。鲧被诛以后,禹继承了他,上天就赐给他九类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国安民的常道,做了这样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畴之首,各有其性,必须顺其性而用之。这个思想虽然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放在“相互关系”中加以考察比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质上有“润”与“燥”的差别,在方位上有“上”与“下”的差别,在形体上有“曲”与“直”的差别,这里注意观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试图从联系和差别中去认识事物,包含有差异思想的萌芽,从而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开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关系,鲧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办法而失败了;禹总结了这个教训,通过实测来掌握山川形势,同时按“水曰润下”的客观性能,采取疏导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绩。这种对“五行”各种物质性能关系的认识,包含有内在联系思想的萌芽,给后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禹经过治水平土的斗争,在初步认识“五行”各种性能的基础上,触类旁通,促进其能动性的发挥。如认识到“水曰润下”的特性,就令发展水稻生产;认识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种;认识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进各种交通工具的制造;认识到“金曰从革”的特性,就发展冶炼铸造,变革自然,为人所用。

箕子认为天子必须立一标准,使人民遵从。“皇建其有极。”做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顺从教化,不敢违法乱纪。而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天子,“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义;不可夹杂私心的偏好,遵守着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坏事,遵守着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绝对权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给人恩赐,可以给人惩罚,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给人恩赐,不能给人惩罚,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夺。

箕子认为筮是探测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须重视,“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选择能够用龟壳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们根据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问时,要“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们商量,再和人民大众商量,最后再问及卜筮。不过卜筮以龟或筮表示,有决定权。卿士、庶人只是陪衬而已。因此“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众不同意,这也吉利。这即是说,对于君主要做的事,纵使卿士、庶民不赞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见卜筮在帝王神道设教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箕子认为如君主不从天意,天必警以灾异,天人相应。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说。所谓“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顺乎天意,则风调雨顺,万事吉利。所谓“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则降灾降祸,万事不顺。

补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性特征和品格,都应采取补偏救弊的办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说,“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不要反复,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刚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说:“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主张对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对付他;对那些强硬不可亲近的人,就采取刚强的方式去制服他;对那些平和可亲之人,就用柔缓的方式去教育他。纠正沉静之人的缺点,要用刚强来补救;纠正高傲之人的缺点,要用柔和来补救。

箕子认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标准,不要过刚,也不要过柔,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违背正直之道。违背正道,就会有过失。“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过失,影响一年,卿士影响一月,师尹影响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没有变化,百谷就能成长,政治就会光明,优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国家也就安宁了。王道即正道,补偏就正,平康正直,万事大吉,国家平安。这是箕子设计的治国方案。

重视五事

箕子在总结殷亡的教训中,还提出对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视、听、思”这“五事”上进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晢,聪作谋,睿作圣。”

箕子说所谓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受,五是思虑。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容貌恭敬,表现就严肃;言语有条理,办事就顺利;视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听受聪敏,谋事就能成功;思虑通达,就能成为圣人。箕子作为太师,提出重视“五事”,显然是针对君主及太子的。他认为君主与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还要对外界多所接触,要“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谦逊待人,要广见多闻,才能使自己聪明通达、多谋善断。这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圣君。

选用平民

平民是商周社会中低于士卿、师尹,高于奴隶的一个阶层。箕子主张在平民中选择合乎贵族统治所需要的人任用之。他说:“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他的意思是说,在平民中,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你就应该看重他,重用他;凡是没有能够上你所建的标准,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错误的,你也应该宽容他。有猷、有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达不到上才标准的人,也要诱抚之,使之为我所用。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与选拔方面,突破神权政治局限的例证。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国家重要的政府要员八位:“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财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治理军务。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见他对教育的地位是重视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杀人者死

2,伤人者赔偿

3,盗窃者为奴

4,男女不能乱搞

5,同姓不得结婚

6,部落人不许越界

7,部落不许仇杀

8,生活中要避讳 

历史论证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

箕子开发古朝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1、古代中国史书的记载;2、古代朝鲜史书的记载;3、考古发现与民俗的证明;4、从后代历史往前推断。

古朝鲜地区,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公元前12世纪,殷商遗民箕子在这个地区建立了箕氏王朝,传国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箕准被卫满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国200年,开发了半岛的南部。他们作为移民成了后来韩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与古代朝鲜的历史记载以及考古、民俗资料,都可以证明箕子与箕氏王朝开发古朝鲜的历史。

考古发现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檀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汉书》说箕子制定了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地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主要遗址在平安北道和黄海北道。""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其次从该国古代的族源神话看。该国族源神话基本是卵生神话。高句丽国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罗国的始祖朴赫居世是卵生,新罗国的脱解王(姓昔)和金阏智也是卵生,新罗三大王族(朴、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驾洛国的6个国王也都是卵生。这些神话本身,与中国卵生神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卵生神话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简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参见《史记·殷本纪》);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业,其后代曰孟戏、中衍,仍然鸟身而人言(参见《史记·秦本纪》);直到明末清初,满族还有仙女吞鸟卵而生下清始祖努尔哈赤的神话传说(参见《清史稿·太祖本纪》及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据诸多学者考证,东夷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带,后来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东北迁徙,并达到朝鲜、日本等地。更有人认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为东夷分支。《孟子·离娄下》便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我们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划为东夷范围,但它们与东夷诸族相互影响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从卵生神话这个角度看,古代朝鲜与箕子所带去的殷商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从姓氏及有关考古发现看。中国《宋史·礼志》记载,宋徽宗封箕子为辽东公。宋朝罗泌《路史·国名纪》说:唐高祖武德年间"以辽为箕州"。今辽宁集安西有淇水县,辽宁新民一带有祺州。1973年,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铜鼎,腹内底壁铭文有"箕侯"字样。而且,箕子东去朝鲜时,在路经河北正定时留下了一支子孙,就是后来"鲜于"复姓的来源。《风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

朝鲜半岛的姓氏也一样可以作为证明材料。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并到中国河南省淇水县朝歌镇的三仁祠寻根问祖。还可以从服饰、古代历法、风习等看。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古朝鲜的历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说,该地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殷商有杀人殉葬的风俗,而《东夷传》等记载扶余国"杀人殉葬,多者百数"。《东夷传》还说,该国"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王"。这又使人想起《吕氏春秋·顺民》的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民乃甚悦"说明百姓认为汤这样作才对,否则就不对,也就是说把大旱归咎于汤。而且,《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还说,半岛上的许多居民,都自称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话、民俗,各个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证箕子与殷商遗民对古朝鲜的开发。

主要遗址

箕子陵是古代高丽国为纪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牡丹峰脚下,至今已无存(朝鲜炸毁箕子陵兴建檀君陵)。1102年,高丽肃宗接受礼部的建议,访查箕子埋葬的地点。最终认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肃宗便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边建立箕子庙以进行祭祀。不过,中国古代地理著作《水经注》记载:“杜预曰:梁国蒙县北有薄伐城(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城中有成汤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据记载来推断,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仅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在今天山东菏泽市曹县,至今仍然存在。朝鲜半岛历代君主都对箕子陵进行定期祭祀,并进行过数次修缮。箕子陵与乙密台、七星门、浮碧楼毗邻,成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观之一。1959年春季,为了建设牡丹峰青年公园,金日成下令将箕子陵拆毁。

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共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河南省西华县有箕子台一座,原址位于县城东南,为箕子被纣王流放后读书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县城西北新建一台,仍名箕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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